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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允漷:素养,一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概念  

2016-06-20 17:16:50|  分类: 引用参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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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允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来,当你谈到有关教育的话题时,如果不提及“素养”,大概就算是out或太low了。世界各国早在20年前,就在讨论如何培育“有素养的人”,使得个体能够在新世纪“完善的社会中成功地生活”。我国自“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之后,教育部门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组建专家团队,集中研究中国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举措之二是组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集中研究“学科核心素养”。由此,我们经常感受到,大会小会言必称素养,新老媒体天天推送素养,论文课题全聚焦核心素养。甚至,有些习惯“起早”的学校声称已建构了学生核心素养的框架,并基于核心素养开发课程。仿佛“忽如一夜素养来,千学万校改得high”,以素养为标志的“教育梦”似乎马上就要实现。可是,这种现象只表明人们的“向善”之心,关于“素养”的一些学理问题其实还远没有澄清。

一、作为教育概念的素养是如何膨胀起来的?

        作为教育概念的“素养”一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一个时髦的甚至有点“膨胀”的概念,这与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的一个项目有关。1997年底,OECD和瑞士联邦统计署(Swiss Federal Statistical Office, SFSO)赞助了一个国际**的跨界项目,即“素养的界定与选择:理论和概念的基础(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Foundations,简称DeSeCo)”。该项目由社会学家、评价专家、哲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统计学家、教育学家以及决策者、政策分析师、贸易联盟、雇主、全国成人和国际成人组织代表共21人组成,于1999、2001、2003、2005年分别出版了关于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报告。当时,正值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新世纪的教育改革方向之时,该系列报告的发表,犹如让在茫茫大海中航行的人们看到了一盏航灯,凭借OECD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核心素养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与全球化社会的教育指明了方向。随后,G8(八国集团)、UNESCO、EU(欧盟)等都相继采用21世纪的核心素养来设计所有教育阶段的课程,包括终身学习和成人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素养驱动的教育变革就在全球教育领域火了起来。

        就我国而言,“素质教育”一词大概花了10多年才被大多数人艰难地接受,而与“素质”差不多同义的“素养”为何一下子如此“火热”?除了上述提及我国官方或政策的强势宣传之外,可能还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有认知基础。20多年来,特别是以素质教育为旗帜的我国第八次课程改革的实施,使得人们在素质教育的价值层面上达成了最大的共识,因此非常容易授受“素养”一词。二是与传统接轨。“素养”一词在东方特别是中文语境中一直是比较称道的词,它本来就是一个教育概念,如文化素养、艺术素养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教育概念,“素养”要比“素质”更易被人认同,因为“素质”还包括先天、非教育的因素。三是国际影响。如上所述,国际同行自上世纪90年代起都在讨论“素养”问题,我国教育学者为与国际教育话语体系接轨自然也会改变自己的教育话语。四是时机合适。最近几年,OECD在全球实施的、声称评估“阅读、数学与科学素养”的PISA进入我国,代表中国参加的上海15岁学生取得“两次摘冠,三项全能”的素养佳绩,这一鼓舞人心的国际评估结果极大地刺激了国人对“素养教育”的追求,也激发人们想“讲好自己素养教育的故事”。于是,“素养”的话语就这样在我国“膨胀”起来了。

二、如何界定人人都在说着似懂实不懂的那个素养?

        大家热衷于谈论素养,并不等于清楚何为素养,只是抱着“素养总是好的”的态度参与言说。素养即competence本来不是一个教育概念,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一直在用的一个术语。它有很多理论取向,但没有一个独立的概念框架。从英译中来看,按其原意,该词译成“素养”比较勉强,译为“胜任力或竞争力”也许更合适。该词能成为一个教育概念,且是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教育政策的高频词,是因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改革时最早使用过。1957年,当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的教育成为众矢之的,人们把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动摇归之于公共教育的失败,于是,美国发起了一场最后波及全世界的教育改革,强烈要求教育应该发展国家的竞争力(competence)。

        随后,英国国家职业资格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for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于1986年提出基于素养(胜任力)的学习(competence-based learning),来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学生的职业胜任力。澳大利亚则于90年代开始使用competence来设计课程改革,旨在提高学生的毕业资格(胜任力),强化能力取向的学习结果。

        英国著名的专业知识与素养研究专家埃劳特(M.Eraut)曾经总结过关于素养概念的形成主要有三种学术传统:(1)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传统,它给我们提供了非常详尽的素养行为的具体清单,它只聚焦任务分析的技术过程,却忽略了素养发展的社会和政治维度。(2)素养的发生学取向,旨在结合工作表现的优秀程度确定行为的总体质量,它更聚焦素养行为或表现的选择而不是培训或教育的目的。(3)基于素养和表现的认知建构,它起源于认知心理学的传统,旨在区分素养(competence)与表现(performance)。如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认为,语言素养代表引出言语所必需的认知结构和规则,而语言表现则代表当言语受外部因素影响时,言语实际上在发挥作用的方式。例如,工作记忆的有限能力可能会使演讲者忘记了一个长句子开始时说了什么,而引起该句子的中断是不合语法的,这里可以看出,语言素养可能是完美的,但语言表现是不完美的。

        OECD尝试从理想的教育目的——成功的生活和完善的社会——出发,来回答“每个个体需要什么素养”。经过跨界团队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核心素养的确定与选择:执行概要》中明确提出三大类核心素养:互动地使用工具、与异质群体互动、自主行动,同时承认,由于国家、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核心素养的选择可以是多样的。尽管这里所说的“素养”是competencies,但我们在该报告中还获悉,用来指称“素养”的词还有literacy,ability,skill等,这些词汇到底是什么关系,存在什么样的学理逻辑,其实还是不得而知。台湾学者蔡清田教授努力区分这些词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比较清晰的结论,但在课程视域下要真正理解“素养”,还是一件很难的事。《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项目组认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具体包括9大素养、23个基本要点、70个关键表现。”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项目组专家在素养本土化、课程化上的努力,但在价值取向与学理逻辑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澄清。

        列举了那么多的素养定义,只是因为还没有达成共识。如果此问题不解决,那么有关“素养”的话语即使丰富起来,那也只是“人人都在说着似懂实不懂的话”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三、除了素养的界定之外,作为教育概念的素养还面临哪些挑战?

        事实上,自从把competence作为教育概念以来,批评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威尔伯格(I. Willbergh)就认为,基于素养的教育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如为考试而教、课程窄化、内容碎片化、知识再生产、不平等增加、个人主义膨胀、民主教育崩溃、教师能力丧失、师生关系更糟。在后来的官方出版物中,我们看到了的确有人用skill,而不用competence来指代“素养”。如美国,2002年在联邦教育部的主持下成立了“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该组织最后发表了《21 世纪技能框架》;就连OECD自己也在2012年颁布的《Better skills,Better jobs,Better lives:A strategic approach to skills policies》中改用skills(技能)了。此外,也有欧洲大陆学者强烈呼吁要用“教养(Bildung)”一词来替代competence,理由是“教养”作为教育概念有着更悠久的历史,更能体现教育的过程性与丰富性。

        如果从素养本土化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中文原有的“学养”或“修养”等词本来就是教育概念,从字面上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该素养是通过修习而获得的,而不是天生的”。它们与competence的内涵在个体素养层面是吻合的,因为它们既涵盖了一个人所拥有的学识、所持的态度,也包括外显的行为得体、举止有度。比较而言,competence除了个体素养,还包括社会素养的内涵,而学养或修养则侧重个体素养,而忽略了社会素养。如果我们要把“学养”或“修养”当作教育或课程概念,重新赋予新的内涵,借鉴英语世界那种分析思维,厘清其概念结构或分析框架,以使我们能够回答:何以说明并证明该“学养或修养中的什么”是通过后天的课程学习而习得的结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叙说自己的学养或修养理论的故事了。

        当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将素养作为教育概念、作为学习结果的概念,其实都存在如下的一些理论问题:一是素养作为学习结果的概念,是超越学习内容的,在问责制的背景下,可能会导致内容的窄化、虚化甚至虚无,这不仅会涉及技术问题,还会涉及政治、伦理方面的问题。二是所有的素养都是与特定情境相依在一起的,人类不存在脱离情境的素养,将学校学习与真实生活、未来就业、服务社会等同是有问题的;三是当素养进入学校课程之后,在课堂教学或考试评价时,就会被分解成具体的知识、技能与行为表现,这种分解与复合的、整体的“素养”概念势必带来一致性的问题。就评价而言,评价总是离不开具体的知识、技能与表现,而不是整体的素养,也就是说,素养可能是不可测的,可测的是具体的学习结果或学业质量,素养只能是学业质量测评后的推论,是一种理论构念,而不是具体实在。从这个意义上说,PISA声称能够测评“个体面对未来挑战的核心素养”,如果说这不是大话的话,至多也只是一种教育梦。当然,这可能是课程思维导致的结果,我们不能否认素养在教育目的与价值层面的意义,也不否认PISA在技术层面的贡献,但这需要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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